12岁即为国际象棋能手，全美排名第七，《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应该就是国人所说的“神童”。他打造了世界上首个电子商务支付公司 PayPal ，是 Facebook 第一个外部投资者，管理着价值高达百亿的投资基金。不过在美国，他最耀眼的光环不是亿万富翁，而是风投界最特立独行的“另类”。
彼得·蒂尔的标志性投资是投给那些“疯狂”的公司，比如制造可回收火箭的、移居火星的、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制抗癌药物的等等，有些行业现在已经逐渐升温甚至炙手可热，但在当年，则是所有投资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高风险行业。在当下中国的创业投资大潮中，最让大家瞩目的是他推行的一套颠覆性的创投哲学。
要垄断不要竞争的创新
《华夏时报》：你认为失败者才去选择参与激烈竞争，创新者应该选择垄断，这样排斥竞争、赞美垄断，颠覆的并不只是商业观。
彼得·蒂尔：我想垄断的理念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理解，创造性垄断是新产品，既让大众受益，又可以给创造者带来长期利润。竞争意味着大家都没有利润，产品没有实质差异，而且还要挣扎求生。在全球疯狂的竞争里面，利润回到0就消失了。比如在北京开一家中餐馆，赚钱很难，因为很多人在疯狂竞争。
但是为什么人们相信竞争才是健康状态呢？竞争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整个社会中蔓延，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受到竞争吸引，我们经常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硅谷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总是反过来做，如果你追求大市场，会有大的竞争，因此首先开始一个小的市场，然后不断地扩展来增长。
《华夏时报》：难道不担心垄断会阻碍进步吗？垄断后会把资源和精力投入创新吗？
彼得·蒂尔：世界是动态的，还有很多领域没有被探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尝试去探索那些领域，去解决那些问题，成功实现垄断，对这个世界是有益的。当然你可以想象技术是危险的，可能让坏人掌握。但是我更关注未来，真正担心的是以后不会有创新了，如果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将会有经济增长，它可以解决其他所有的问题。如果让政府的服务很便宜，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创新；同时如果我们有新的社区，比如说靠近海洋或者在火星上，这也是一种创新。我希望能够看到创新政府，政府和个人都有创新。
《华夏时报》：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怎样才能找到垄断的机会？
彼得·蒂尔：经常有人问我技术趋势，我想所有的趋势都是夸张的说法。我不喜欢说教育软件、健康软件或者大数据、云这些热门的词，它们可能是对的，但是它们对企业来说并不是很好的指导。企业要找的，并没有一定模式，不属于某一类。这是从0到1，有时候很难。
在中国，创业者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模仿得非常快。因此需要考虑和美国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在美国如果创办一个企业，一个好的想法要与很多人商量，人们给你一些想法。可能不用担心人们会 偷 你的想法，有些美国人太傲慢，他们不认为别人的想法更好。我想中国不一样，如果你把创业想法跟很多人去说，可能有风险，别人也许很快把你的想法拿过去，你要谨慎才能够领先而让别人赶不上。
中国未来10年的挑战
《华夏时报》：从0到1和从1到N有什么不同？中国企业正处于哪一种发展模式？
彼得·蒂尔：从0到1就是做新的事儿，就是新东西、新技术，设计新企业模式、新的社交模式，重点还是技术上面，从1到N是不断模仿可行的方式。从0到1主要是技术创新，从1到N主要有关全球化，我想两者的结合才是最有力量的。中国从1到N做得非常好，在过去40年来，全球化做得比任何国家都好，跳过了很多阶段，非常快。
但是我想有一个问题，中国今后十年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中国现在已经处在一个互联网前沿，在处于先进地位的时候，要取得进步需要创新。在过去十年里，也许中国95%的企业是从1到N，5%是从0到1，今后十年这个比例也许分别变为85%和15%。作为先进国家要创新，不能再模仿。日本模仿任何东西做得都很出色，但经济不增长了，中国有创业精神，而且人更多，日本犯的错误中国可以避免，中国可以做得更好。
《华夏时报》：你说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大潮特别火热，是否存在科技泡沫？
彼得·蒂尔：大家可能太注意美国，我们有一些灾难性的泡沫事件，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科技泡沫，还有2000年的房地产泡沫，所以在美国，我们经常被别人问到关于泡沫的问题，就是我们重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科技泡沫，人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谨慎。这个泡沫是一种社会现象，1999年，硅谷有37家技术公司IPO，我们认为当时没有泡沫。但在中国是非常难的问题，对公众来说，更多参与进来，但也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些泡沫。
对于这种泡沫的可能性，作为投资者、企业家们，不能简单看一下趋势是什么，应该自己来评估一下被投资公司。如果你简单看别人怎么说，这是不好的投资方式，你应该自己做决定。我想在中国的问题就是我们几十年来，都是一种模仿模式，而且这种模仿方式是非常好的。 大家对模仿并不感到羞耻，这是因为你成功，而且这也是值得做的，但是我想真正的挑战就是说在某个时间你可能想模仿一切，然后问题是大家都在模仿，你如何做你的事情，我想这就是一个对中国来说，在今后十几年的挑战，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尽管全球化还在不断模仿可行的时候，在过去40年可行，但是我想今后40年至少需要一些创新或者更多创新，可以有不同方式。
《华夏时报》：中国企业和创业者习惯了在“从1到N”中竞争和生存，我们离“从0到1”的创新还远吗？
彼得·蒂尔：中国人尝试新东西和成功的愿望，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强度。我们在中国不同城市访问，发现这些城市每一年都有很大变化，我想这是一种愿望，就是未来比现在更好，这是很大的动力。西欧已经不再期待未来比现在更好，中国认为未来比现在更好，可以努力地通过工作来实现这样一个梦想。
比如腾讯的移动应用，阿里的业务模式，有很多这样的创新；小米手机公司也令人印象很深，他们把各地生产的零部件组合起来，因为有非常好的技术，所以可以让手机价格非常低，是少花钱多办事，这涉及到某种类型的从0到1的创新。你可以指出很多像这样的创新在中国发生。
不能沉醉于自己的神话
《华夏时报》：所有的创业者、创始人都特立独行吗？你为什么告诫破坏式创新者不要树立一个捣蛋鬼的形象？
彼得·蒂尔：通常我们认为一个人对立的特质互相排斥，比如一个人不可能既贫穷又富有，但这常常发生在创始人身上：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名义上是百万富翁，手里却没有现金。他们有时愚不可及，有时魅力四射。当他们成功时，外界对他们褒贬不一。创始人事实上并不像他们所表现的那么极端。或许他们巧妙地夸大了某种特质？或者可能是其他人夸大了他们的特质？这些影响可能会同时显现。
比如维珍集团的创始人，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爵士，他是天生的商人：16岁首次创业，年仅22岁就创立了维珍唱片公司。但他的其他特色，比如特有的狮子般的浓密长发——就不那么自然，有人怀疑他并非天生如此。布兰森的其他极端特质养成之时（和衣着暴露的超模一起玩“风筝冲浪”是公关策略吗？还是只是寻欢作乐？抑或是一举两得？），媒体迫不及待地开始推崇他为“维珍之王”、“不容置疑的公关之王”、“品牌之王”以及“沙漠和天空之王”。当维珍大西洋航空为乘客提供含冰饮料（冰块形似布兰森头像）时，他成了“冰块之王”。
从霍华德·休斯、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科技界创业者身上，我们知道不要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我们需要独特的创始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崇拜美国小说家安·兰德笔下那些不依赖周围任何人的“行动领导者”。她笔下的恶棍是真实的，但英雄是虚构的。创始人最大的危险是对于自己的神话过于肯定，因为迷失了方向。同样，对于公司，最大的危险是不再相信创始人的神话，错把不相信神话当作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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