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代iPhone的发布，北京中关村的水货商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狩猎季节”。
刘冀(化名)正是其中的一员。在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频频道歉并操起电话，或是询问最新的进货价格，或是回答意向买家的咨询，并帮忙挑选型号和配置。
此时距离苹果9月19日的iPhone发布会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但这款手机要到10月17日才会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与上一代产品不同，中国大陆未被列入首发市场名单，而弹丸之地的香港却再度入选。
刘冀希望利用这最后的时间差，多卖出几部港版iPhone。但价格的变动实在太快，他必须耳听八方，一面紧盯上游供货商的报价，一面调整自己的零售价格，以确保不会赔本，并保持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价格。
这位忙碌的中年汉子从事手机销售行业已有7年。同一时间，苹果从发布第一代备受争议的iPhone，到如今发布万众瞩目的iPhone 6和iPhone 6 Plus，已经完成了七次进化。
被苹果和iPhone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手机行业的格局和方向，还包括刘冀们的人生。作为一个数码产品发烧客，在初代iPhone发布于2007年发布后，刘冀就着手把这款产品引入国内销售。
“当时这还是一个技术活，需要破解SIM卡后才能接入国内的运营商。你能让iPhone可以在国内打电话、发短信就挺前沿的。”他说。
但时至今日，虽然iPhone性能越来越强、功能越来越丰富，他却已感受不到当年的那种极客之美，生意终归只是生意。“现在已经卖滥了，这个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了。”刘冀感叹。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刘冀这样感到身心俱疲。远在2000公里外的香港，3座苹果零售店从新一代iPhone发售之日起就成为了各路“黄牛”的战场，而类似一幕每年都会上演。
黄牛们满怀期待地等候在苹果零售店的门口，询问每一个走出来的人，是否愿意加价出售刚刚购买的苹果手机。而这正是许多买家彻夜排队的唯一动机：在发售首日，128GB的金色版iPhone 6 Plus的官方定价为8088港元，转手价格却一度高达20000港元。
美国《华尔街日报》对此评论称：“在香港，拥有一部崭新的金色版iPhone 6 Plus，就相当于中了彩票。”
全球抢购
丰厚的收益、极低的门槛，让倒卖iPhone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职业。在iPhone 6和iPhone 6 Plus的首发地区中，中国香港和日本由于机型和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形形色色的“倒爷”的首选。
从9月19日起，位于香港尖沙咀的苹果零售店外已经排起了数百人的长队。其中一部分是忠诚“果粉”，希望在第一时间用上最新款iPhone；但更多的人则打算通过倒手获利。
“这些人买到的iPhone被称为‘散货’，会被黄牛加价收走。”刘冀说，“香港有许多人做这件事，比如大学生及低收入人群。”
在行情最好的两天时间里，排队者通常会接受2倍于苹果官网售价的收购价格。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黄牛加价的幅度将迅速缩水，最终将跌至一两百港元。
也就是说，越早买到iPhone，获利的空间也就越大。然而，当第二天早晨苹果零售店开业时，整夜等候的排队者们遭遇当头一棒：苹果拒绝把iPhone卖给他们，只把手机交给那些提前在网上预订的消费者。
这是苹果今年为了减轻店面压力而推出的新政策：用户必须先用香港本地的手机号码预约，方可在发售后前往零售店提货。这让排队变得没有意义；但现场有人坚称，苹果员工曾经表示，他们可以在店门外排队，而零售店的经理对此矢口否认。
类似的一幕发生在日本大阪。据《新京报》报道，100多名没能买到iPhone 6的顾客冲进苹果店，并发生肢体冲突。其间，有人用汉语高喊，“为了买iPhone 6，从中国来日本排了48小时的队，结果竟然跟我说没货。”
除了排队购买、黄牛收购外，水货iPhone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来源：香港的苹果各级经销商。他们能够以优惠价格从苹果批量拿货，除了自行销售外，有很大一部分卖给了大陆的水货商。这些iPhone被称为“大货”。
刘冀透露，与每单十几部iPhone的“散货”相比，每单“大货”的规模可以达到数百部。这让香港本地的经销商有了强大的定价权，并通过整个水货产业链，迅速传导至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
“iPhone的价格是不断波动的，加价多少并不一定。但在订货时，首先要付30%至50%的定金，到货后对方按照约定价格给你。如果临时要货，就按当时市场价格。”他说。
为了抢占先机，大陆的许多水货商会在iPhone发布后备足现金，第一时间奔赴香港，从各大经销商和黄牛进货。但为了压低成本，一部分人打起了走私的擦边球，而这也是整个水货产业链最灰色的环节。
抓不完的“带工”
国内规定，手机属于20种应税商品之一，必须向海关申报并缴税入境，税率为10%。如果加上这一成本，港版iPhone因汇率因素而来的价格优势将荡然无存。
于是，水货商在香港购买了iPhone后，就会找到当地的“水客”，把货带回境内。这些人亦被称作“带工”，而水货商通常会有相熟的“带工头”，由后者安排人手，分批次带着iPhone通关。
深圳是“带工”最密集的地区。刘冀认为，一方面深圳紧邻香港，陆上口岸众多，每天的出入境人员众多，海关监管难度大；另一方面，周边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充足，农闲时间较多，他们愿意往返奔波，挣一些“跑腿费”。
捎带iPhone入关的成本并不低，“带工头”的收费标准是每部iPhone收取50至200元不等。而水货商每卖一部港版iPhone，平均可获得500元的毛利，这意味着其中有一半被“带工”们赚走了。
另一方面，水货商与“带工”能否合作愉快，常常是一件“拼人品”的事情。“有时候带工卷货跑了，你只能认倒霉。报警？你没有合适的名义。”刘冀说。
不过，最大的风险依然是“走私”这根高压线。若“带工”遭到海关查处，轻则补税、扣留货物，重则移送司法机关，面临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刘冀曾经尝试雇用“带工”，但利润背后的巨大风险让他心惊肉跳，很快放弃，从此只从国内的经销商拿货。“如果出事的话，往往从‘水客’开始查，抓一条线的人，按走私论处。从水客接货，到过关、交货、卖货，从事这个生意的人都会被抓。”
但他也透露，虽然iPhone走私的操盘者会被严厉惩处，但最底层的“带工”很少被抓，“一般都不会走司法途径，除非你身上带了五六十个iPhone，数额巨大，实在说不过去了，就会涉及走私。”
公开报道称，在iPhone 6和iPhone 6 Plus香港上市后的5天内，深圳海关即已查获了1800部未曾完税的苹果手机，分别处以征税、退运和罚没等措施。其中，一名香港男子将33部总值约27万元的iPhone 6 Plus绑在身上，企图 偷 运进入内地，案发被捕。
水货iPhone盛极而衰？
对于刘冀以及大多数国内水货商而言，法律风险并不存在。“我们的货都是从国内的上级经销商拿的，不涉及通关，自然不会有走私的嫌疑。”刘冀说。
然而，从今年的市场状况来看，港版iPhone正在悄然丧失魔力，很难重现前几代产品的火爆。究其原因，固然有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人人代购iPhone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大陆市场地位提升，苹果正在加快入华步伐。
电子发烧友王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9月19日发售当天，最受关注的是128GB版iPhone 6，香港的渠道商要价接近1万港元，国内水货商对外零售报价则是1万元出头；还有少量的128GB版iPhone 6 Plus，第一天的出手价格接近2万港币。
这些数字很快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新一代iPhone的价格已经比最高点跌去一半以上。许多水货商判断失误，高价买入iPhone后不得不以成本价甚至赔本卖出。
据王晶分析，港版iPhone 6之所以价格暴跌，一方面是由于大陆资本强力入局，大批量收货，导致货源很快饱和，市场供给大于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工信部国庆期间宣布iPhone 6获得入网许可，三大运营商紧接着宣布10月17日开售行货，让港版iPhone的“抢鲜”价值大幅缩水，造成了恐慌性降价。
他认为，港版iPhone的未来价格走势，将取决于行货的备货状况：“如果行货备货量很大，估计价格还会继续下探，但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如果备货不足，那么港版价格还会提升，这在iPhone 5和5S上都遇到过。只要行货一显示缺货，水货价格就会应声上涨。”
刘冀则认为，天价iPhone更像一个噱头，而非常态。“真正会花一两万买部手机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他说。
更大的危机在于iPhone本身，消费者似乎开始变得冷淡。“水货从iPhone 4突然爆发，iPhone 5到达顶峰，5S也还可以。iPhone 6买的人不多，没有想象的好。”刘冀说，“今年做‘大货’的都赔了，除了香港那帮人。iPhone 4和5都没赔过。”
但苹果显然比以往更加注重中国大陆市场，并将其视为新的增长动力。新款手机的入华时间能够清楚地反映这一点：2010年6月8日发布的iPhone 4，在109天后才正式进入大陆市场；iPhone 5只用了93天，5S和5C直接把大陆列为首发市场。今年的新产品虽然在入网许可方面遭遇困难，却也只用了28天就扫清了入华障碍。
国行iPhone的迅速补位，让港版赖以生存的时间差不断缩小，水货商人的生存愈发艰难。在刘冀看来，这已经是一块竞争极其激烈的红海，而资本正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中小商户将面临碾压。
他正在把业务向苹果的售后、附件和衍生数码产品延伸，希望将其作为iPhone之后的新盈利点。“为什么一定要卖iPhone呢？现在全民卖iPhone，你还能赚到钱吗？手机的钱不好挣。”他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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