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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出版的美国《纽约 时报》印刷版刊文称，在富士康用工问题被曝光后，该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现状，提升员工待遇，加强人文关怀。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但在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甚至连工人自己都抗拒变革。因此，要全面落实改革计划，还需要辅以更为深入的措施，甚至全球各地利益相关者的合力推动。
在富士康用工问题被曝光后，该公司正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现状
以下为文章全文：
今夏的一天，蒲晓兰(Pu Xiaolan，音译)与往常一样交接班，准备开始检测iPad外壳的质量。但开工前，她却收到了一把带着白色条纹的米黄 色 椅子，靠背又高又坚固。
起初，蒲晓兰以为有人搞错了。但当上司从她身旁走过时，只是点头示意，并没有任何异议。于是，蒲晓兰慢慢坐下，缓缓后仰。她的身体顿时放松了。
传言是真的。
一年前被招到这家富士康工厂时，厂里只给蒲晓兰发了一个绿色的塑料小板凳，由于没有靠背，她腰痛难忍，夜不能寐。后来，厂里给她换了一把木椅，但靠背还是太小，根本撑不住整个背部。厂里共有16.4万员工，蒲晓兰想，管理者可能觉得舒适的环境会养成懒惰的作风。
但蒲晓兰不知道的是，富士康高管与苹果高管今年3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两家公司都承诺将采取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身为中国最大私有雇主的富士康承诺，将大幅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同时大力提升工资。人力资源专家认为，倘若这些计划能在明年全面落实，便会产生涟漪效应，波及整个电子行业，令成千上万的工人受益。
其他改革措施则更加人性化。例如，在厂房内的楼梯较低的天花板上安装泡沫，避免头部受伤；在嗡嗡作响的机器中加装关闭设施，防止误伤。而蒲晓兰也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椅子。这个秋天，她甚至听说厂里给一些工人发了柔软的坐垫。
这些变化还延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那里是苹果总部所在地。去年，这家行业巨擘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规模扩大为原来的三倍，并且重新评估了与制造商的合作方式。该公司甚至要求竞争对手协助其缩短中国工厂的超时加班问题，并且一改以往的态度，主动与劳工维权组织展开接触。
惠普和英特尔高管表示，这些转变让很多电子企业相信改革势在必行，必须调整与外国工厂和工人的合作模式。虽然这种做法通常会以牺牲利润为代价，但分析师认为，零售价格不会受到太大影响。随着苹果和富士康成为《周六夜现场》的调侃对象和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话题，硬件设备设计商和制造商都意识到，行业声誉岌岌可危。
“轻而易举就能实现全球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明白，现在必须采取一些更为深入的措施。”一位苹果高管说，但与很多接受采访的人一样，他也要求匿名。
即使采取了这些改革措施，很多“慢性病”依旧无法根除。根据采访和维权组织的报告，违法加班仍然存在，员工安全依旧得不到保障。
但转型已然在中华大地悄然展开。在电子企业高管、劳工维权人士和资深行业批评人士看来，这场转型对全球制造业的意义，堪比iPhone给消费技术领域带来的变革。
英特尔也在中国生产半导体元件，该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加里·尼可克(Gary Niekerk)说：“大家现在都很重视此事。英特尔没有人愿意到因为虐待员工而登上报纸头条的工厂上班。”
然而，转变的持续性如何，很大程度上仍却要取决于苹果、富士康和海外工人今后的走向。对多座城市的70多名富士康工人的采访表明，iPad和iPhone生产线员工正在发生变化。这些曾经默默无闻的“螺丝钉”，正在渐渐从周围的变化中吸取经验。
夏去秋来冬又至，蒲晓兰开始报名参加富士康新开设的编织和绘画课。虽然只有25岁，至今未婚，但蒲晓兰却感觉自己已经老了。但她决定将那把高靠背椅视作一个信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恰是中华民族最具冒险精神的群体。他们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推动着全球制造引擎的运转，改变了一个又一个行业。
蒲晓兰向来很勇敢，今年的种种进步和厂内环境的改善让她坚信，更美好的生活已经触手可及。父母曾经对她说，只要男方是四川人，她可以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于是，她找到了理想的对象。只不过，他不是四川人。
斜倚在崭新的椅子上，蒲晓兰决定不顾家人的反对，追求自己的幸福。此时此刻，这对恋人温情对视。
“我今年有了一些变化，我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她说。
调查员的推动
“这是耻辱！”郭台铭吼道。他所领导的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商，也是苹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他本人却一直被维权组织视为改善工作环境的最大障碍。
他的这声怒吼发生在今年3月，彼时，他正在与深圳工厂的高级管理者开会。2011年，《纽约 时报》的一篇报道将苹果和富士康推入了舆论漩涡，引发外界对苹果代工工厂工作环境的广泛质疑。那篇发表于1月末的文章揭露了很多问题，包括超时加班、雇佣童工，以及一些可能致命的问题——例如，另外一家制造商会让工人使用有毒化学品清洁iPhone屏幕，而蒲晓兰所在的工厂也曾发生过一次爆 炸，导致4人死亡。
1月，苹果首次正式公布了该公司的部分供应商列表。另外，他们还反常地加入公平劳工协会(以下简称“FLA”)，开始与之合作审查中国合作伙伴的用工情况。富士康首当其冲。
彼时，郭台铭正在听取调查结果。据知情人士透露，FLA的首席调查员当时对郭台铭和他的副手们说：富士康仍未停止非法加班，依然要求实习生上夜班，安全政策的落实情况也不够充分，至少有43种行为违反了中国的相关法规。
“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郭台铭吼道，“我们必须解决问题，就在这里！”
但调查员并未就此打住。他转向了会议室中唯一一名苹果高管——苹果运营高级副总裁杰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这位调查员说，苹果也需要改变。他表示，苹果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改善海外工厂的用工环境，这一点值得赞赏。不过，他们对待这类问题的态度就像是在解决技术难题。
“要找到长期解决方案，需要应对更复杂的问题，采取更人性化的措施。”FLA首席调查员奥雷特·范希登(Auret van Heerden)对威廉姆斯说。他认为苹果不应一味埋头制定政策，还要更好地倾听工人的心声和维权组织的建议。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有些建议令威廉姆斯颇感意外。自2007年以来，苹果已经建立了电子行业最全面的审查制度，调查了800多家工厂。威廉姆斯和苹果的高管对此颇感自豪。
虽然威廉姆斯拒绝对此置评，但当他参加完3月的会议返回加州后，改变就此开始。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其中之一便是在过去一年间为苹果社会责任部门招募了约30位专业人士，将该部门的规模扩充为原先的三倍，并将一些著名企业激进人士招至麾下。两位备受尊敬的苹果前高管——杰基·海尼斯(Jacky Haynes)和鲍勃·班布里奇(Bob Bainbridge)——也被返聘回来领导该部门，并最终向威廉姆斯和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汇报工作。
一名苹果前高管说：“大家都认识鲍勃和杰基。杰夫和蒂姆释放了一个信号，他们希望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另外，该公司还一改往日的抗拒态度，主动与行业维权组织展开接触。4月末，苹果首次允许马军对其展开一系列污染审查。这位中国环保维权人士与数十家跨国组织有着密切合作，但苹果此前一直拒绝与他们对话。9月，苹果还加入了总部位于荷兰的“可持续贸易行动计划”(Sustainable Trade Initiative)。
“他们现在知道，如果不主动参与，无异于保持沉默。”马军说。
富士康同样发生了变化。在与FLA会面后，富士康宣布到2013年7月，所有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都不会超过法律规定的49小时。在此之前，一些富士康每周的工作时间甚至会接近100小时。从来没有任何一家大型制造商以如此公开的方式，承诺遵守中国有关工作时间的法律规定。富士康还承诺给工人加薪，防止因为工作时间缩短而导致薪水减少——分析师认为，这相当于给很多工人加薪50%。
作为中国最大的私有雇主，富士康的员工总数达到140万。其他企业的高管认为，正是得益于这种庞大的规模，使得富士康成了整个行业的标杆。
“如果行业龙头增加薪水、减少工时，就会迫使其他工厂陆续跟进，无论他们愿意与否。”惠普高级副总裁托尼·普罗菲特(Tony Prophet)说，“一场风暴就此形成，这些公司现在都在紧盯形势变化。他们需要改善用工环境才能保持竞争力。短短18个月，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富士康在声明中承诺“为所有员工提供安全而健康的工作环境”。他们还透露，该公司过去3年间已经多次上调了工资。
保密与透明
尽管出台了众多改革措施，但无论是苹果内部还是外部团体的维权人士都认为，除非苹果向制鞋行业的耐克和服装行业的Patagonia那样，肩负起行业领导者的角色，积极应对海外问题，否则电子行业的问题无法真正解决。
这种公开和透明的领导角色与苹果长期秉承的保密文化相悖。在苹果，员工经常连隔壁房间的同事在从事什么项目都浑然不知。该公司的前高管认为，正是这种保密文化帮助苹果走在了竞争对手的前面，但倘若将这种风格融入到整个企业文化之中，便会产生问题。
“这家偏执的硅谷公司一向拒绝合作，甚至对企业社会责任都很抗拒。这一点值得关注。”FLA的范希登说。他还补充道，他与苹果、富士康和其他公司合作展开的调查将对外保密。
虽然苹果是唯一一家加入FLA的电子企业，但在其他方面并未表现出太多开放的姿态。苹果一直拒绝公布其数百家供应商的调查报告。在去年发生了两次爆 炸事故后，苹果也没有披露调查结果，导致其他企业无法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通常情况下，苹果也不会披露因为违反其供应商准则而与之解除合同的工厂名称。
此外，据苹果安全和企业责任部门的前员工透露，虽然该部门的规模在不断壮大，但多数情况下，苹果都禁止他们在会议、学术期刊或其他公开场合分享自己的发现，以免信息被其他企业获取。
“苹果担心如果我们过于开放，就会破坏苹果的独特性。”一名苹果前高管说，“但这是唯一改善现状的方式。如果你不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其他人就无法吸取教训。”
苹果拒绝了采访要求，该公司在声明中称，苹果已经利用了自己的独特领导地位，而且长期以来都很重视用工环境。“在我们的行业中，没有一家企业的作为比我们大，范围比我们广，接触的人比我们多。通过多年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我们已经制定了厂房、宿舍和安全标准，请教了全球最优秀的专家，还为工人们提供了开创性的教育项目。”
该声明还写道：“我们坦然面对挑战，积极解决问题。我们相信透明的力量，并通过报告缺陷和披露违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库克称，苹果“将加强产品保密性”。
但他也补充道：“我们还要重视另外一件事情，成为全球最透明的企业，包括社会变革、供应商责任和环境影响等方面。之所以要在这些方面做到最透明，是因为我们认为透明对这些领域意义非凡。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其他企业也会效仿这种做法。”
今年，苹果开始发布供应商加班情况的月度调查结果。10月，该公司主持了一次会议，邀请其他科技公司密谈海外超时加班问题。虽然苹果的年度供应商责任报告并不包含特定工厂的具体信息，但其详细程度在电子行业内仍然首屈一指。
然而，苹果并不想充当领导者的角色，而这种领导模式恰恰是推动其他行业的用工方式发生转变的重要动力。例如，耐克就曾经召集劳动、人权、环境和商业领域的领袖共同商讨如何提升海外工厂的用工环境。服装零售商Gap也曾要求外部团体对其采购行为进行调查，并公布了调查结果。Patagonia也与竞争对手分享了工厂审查结果，并呼吁建立集中化的行业信息分享机制
“苹果必须达到这一标准。领军企业就是这样转变整个行业的。”一位苹果前高管说。
人性化措施
在蒲晓兰所在的工厂里，她获得了新椅子，其他工人的生活质量也在逐渐改善。在他们南边约200英里(约合322公里)的地方，类似的一幕也在上演。
这里是重庆，这座工厂叫广达，专为惠普代工电脑。
在厂内，数以千计的工人都穿着亮白色的制服，偶尔闪过的一抹粉色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张雪梅(Zhang Xuemei，音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19岁的女孩儿带着亮闪闪的耳环，她唯一的工作就是与同事聊天。
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张雪梅负责搜集工人对免费食宿的不满。她悉心聆听着大家的抱怨：有人离婚了，有人想家了，有人跟上司吵架了，这一切的不满，她都照单全收。如果有人不舒服，她还会把他们送到公司的全职医生或专业顾问那里。
广达的宿舍楼高10层，感觉像是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免费影院、一个电视间、一个大型武术馆、两个KTV酒吧、一个大型自助餐厅，还有一个有氧健身房，里面播放着中文混音版的《江南Style》。
广达或惠普都没有声称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劳工问题。他们所提供的种种福利设施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中国工厂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便是工人的不断流失。惠普希望通过改善住宿条件降低人员流动率和培训成本。
“就算能随时招到人，可如果工人每三个月就换一拨，那产品质量可想而知。”惠普高管普罗菲特说。
去年，一家工人维权组织批评广达上海园区工作环境恶劣，包括超时加班和食物质量差等。在重庆，惠普同意从一开始就略微上调采购价格，以便广达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惠普高管表示，为了让工人的工作环境更加人道，所有企业都必须承受这种代价。
工人同样要付出代价。广达的工资比富士康略低。另外，广达还非常看重工作时间，所以更容易禁止超时加班，但工人们却坚持要求加班。
21岁的张江(Zhang Jiang，音译)身材苗条，他曾经在上海的另外一家公司组装过笔记本电脑。他每周都往家里寄一笔钱，供弟弟上学。在他看来，加班是福气。
但今年夏天，他受够了要坐25小时火车才能见到家人的痛苦，从上海来到重庆，来到广达。他享受到更好的设施和宿舍。他还经常探望父母，但寄给家里的钱却少了三分之一，他甚至想让弟弟辍学出来打工，以贴补家用。现在，他不再整晚加班，而是每天都要打好几个小时的网络游戏。
“我真想每周都能工作80小时。”他说。
艰难的变革
惠普同样委托富士康生产部分产品，几乎所有的大型电子公司也都与富士康有着合作关系。比起其他中国企业，富士康的最大优势在于对质量的痴迷。在中国成长为制造业巨人的过程中，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富士康的严明纪律体现在方方面面，甚至连下属对上司的致敬方式都有严格规定。
苹果前高管表示，严格的纪律正是iPhone如此完美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这种严格的纪律使得蒲晓兰所享受到的改革利益未能迅速铺开。尽管富士康已经要求管理人员以更温和的方式对待员工，但工人们表示，工长仍会辱骂和恐吓他们。
“经理们说话的方式感觉像是在威胁我们。”牟克章(Mou Kezhang，音译)说，他在富士康成都工厂负责iPad质检。
富士康在声明中说，该公司“一直保持着最快的改革速度”。他们的政策是“尊重员工，倘若发现任何违规，我们会立刻展开调查，并解决问题。”
过去两年间，惠普将更多的订单转移到广达。惠普高管表示，富士康并没有刻意夺回这些订单。西方电子企业通常会要求厂方改善工人生活质量，但这却会蚕食供应商的利润。即使是在苹果内部，争论也一直存在。苹果的一些高官认为，改善工人生活质量的成本应当由供应商承担。但供应商却表示，如果苹果不支付更多费用，根本无法落实这些措施。
甚至连一些工人自己都抗拒改革。今年3月，当富士康宣布将把工作时长限制在法定许可范围内时，工人们怨声四起。“我肯定希望每周能工作60小时以上，但这现在已经是上限了。”马长桥(Ma Changqiao，音译)说，23岁的他在富士康重庆工厂工作。
改革并非易事，很多公司的高管都认同这种看法。要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改善用工环境，恐怕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而用工乱象也已经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
今年9月，就在富士康同意应FLA的要求修改新的实习规定的6个月后，两家劳工维权组织发现，一些非制造类专业的学生被强迫在中东部的一家富士康工厂内工作。一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表示，校方不允许她退出实习，而且必须上夜班。事后，郭台铭公开道歉，并开除了相关责任人。
今天，富士康的实习项目仍在继续。在该公司的高管看来，这是对富士康的一次考验。他们曾经承诺要让数以千计的学生受益，尽管前进过程中难免遭遇困难和阻力。改变公司文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苹果和富士康的高管都希望，也相信，必要的改革正在逐步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