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网讯：特约作者Annisa

“没有强拆，就没有……”

网问中国

2010年，互联网正受到政府部门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与网民在线交流；作为创新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它第一次被吸入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各地公安系统更是掀起前所未有的“进驻”微博……

与此同时，民意“借网出海”：草根的小网站正壮大为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亦有官员在网络舆论监督中落马。

在官与民的一次又一次网络互动中，网络问政继续前行，不断地拓展着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

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尴尬与争议也在浮现。网络问政依然走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路上，而网络围观仍旧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狂欢。如何实现二者的无缝对接，成为决定网络问政未来的关键。

政府：公安刮起微博风

“不是五毛，拒绝马甲，我是Leif，省厅刘警官，祝大家新年快乐！”2011年第一天，广东公安厅网站的“刘警官”及其团队通过网络给网民送上祝福。

过去的2010年，从网络拜年到连线交流，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政府官员加入到与网民互动行列之中，“触网”正成为常态，但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肇始于广东的公安微博风。

2010年2月25日，肇庆市公安局以发布公安业务、公共信息为主题的公安微博———“平安肇庆”亮相网络，并进行了实名认证。

此后佛山、珠海等地广东省内的公安部门陆续跟进，至5月11日，广东公安微博群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包括北京、河北公安等在内多个地方的公安部门纷纷效仿。有统计显示：至去年年底，全国已有近500家公安机关开通了官方微博。在网络问政渐成趋势的大背景下，公安微博成了名副其实的年度“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公安微博起初并不讨好，因“套话太多”一度为网民诟病，但在随后的北京“方舟子遇袭”、广州“海珠区女白领失踪”等热点社会事件中，面对网民不断抛来的问题，公安微博很快成为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

6月3日，广州公安破天荒地在官方微博上直播发生于白云区银兴路某住宅内的持枪袭警案，如此“大胆”之举让网民耳目一新。对此，凤凰卫视知名评论员杨锦麟评价称：“利用微博，抢夺话语权高地，值得鼓励。”

“如果说前两年中国的网络问政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那么今年网络问政的广度和形式应该说有了相当明显的推进。”在暨南大学 新闻 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看来，像公安系统这样的敏感部门都纷纷开微博回应网民问政，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民间：网络围观依然凶猛

2010年，来自民间的网络围观依然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年初，在沸沸扬扬的广西烟草局局长“日记门”事件，网民用围观见证了又一次网络舆论监督的成功案例。继此前一盒“天价香烟”将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拉下马后，“日记门”的主角———原广西烟草专卖局法规处处长韩峰，成为第二个在围观中落马的官员。

而在下半年的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拆迁户自焚”事件中，微博直播引发的网络围观成功上演了“网络大救援”，令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双双被免职。

在凶猛的网络围观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批草根的地方性小网站正成为“网络问政”的特色推动力量。

备受关注的浙江省温州市的“703804网”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成立五六年时间、员工二三十人的民间“小网站”，从备受全国关注的大贪官杨秀珠被抓，到温州市委原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滞留国外不归……因为屡屡与引起诸多网民关注的“大事件”相联，“703804”成为当地闻名的“民间信访局”。

一篇题为《从民间“最猛料网站”看2010网络问政》的文章注意到：“2010年，网络舆情已经真正成为干部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使党政领导干部、政府部门的廉洁行为和执政能力日渐公开透明。一批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官僚十足的领导干部，被网络问政‘下马’。”

网络民意正成为每个中国官员不能忽视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2010012期题为《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的文章披露，70%的受调查者表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47%受访官员认为“县处级”干部最怕网络监督，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成为最怕网络监督的两个群体。

难题：如何从围观到问责

但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韩峰并非唯一因“情色日记”遭网络曝光的政府官员，但最后被法律明确处以刑罚的，韩局长只是“倒霉的一个”。

类似的事件并非仅此一桩。2010年12月，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办公室采购苹果公司的新产品iPodtouch4作U盘成为网络热点；就在半年前，长春警方采购价值近3万元豪华电脑亦曾备受质疑。

诸如此类的政府采购，虽屡遭网民围观，甚至被媒体介入报道，但却依然不时出现，亦让网民倍感无力。

此外，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官民互动，虽被认为是可以排除身份、地位压力干 扰的创新形式，但屡屡上演的“跨省追捕”事件，成为钳制网络意见表达的重要障碍。

一边是红红火火的网络问政，一边是热热闹闹的网络围观，如何让二者找到合适的公共议题接洽点，畅通官民互动，仍是各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此，在出席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看来，网络问政不仅是公民责问政府、政府到网上搜罗信息简单被动和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推进的状态。地方政府官员放下身段将网民不当作一般的草民和子民，网民也不是暴力心态对社会发泄不满，双方达成理性思维是非常关键的。

而作为来自官方的代表，温州市网宣办主任张春校则认为，加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和自身建设、建立网络危机事发后第一主体问责制度十分迫切。

隐忧：离了“一把手”会怎样

问责，已有试水者。

年初，苏北小县———江苏睢宁以“网帖撂倒规划局长”进入公众的视野。

据报道，只是因为对网帖只回复不办理，该县原规划局局长被免职。当地政府部门的通报称，2008年10月至去年3月，该县问责的108名干部中，有78人与网络问政有关，部分是被网民检举揭发，部分则是因处理网民投诉不力而被追究责任。

睢宁的经验不仅引发当地官场震动，同时也备受外界关注，被认为是“网络问政动真格”的典型。

曾几何时，“各地纷纷建立网络发言人”成为备受网民热捧的善治之举，但喧嚣过后，人们发现不少地方政府的网络发言人几乎都成了“摆设”。

在2010年召开的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上，深圳网友“公民证”就曾表示，网络问政“最尴尬的就是问了没有答”。

按一些学者的观点，“(网络)问政的主体是公民；问政的过程意味着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批评和约束”。但问政的过程究竟能否形成对官员的约束力，则有赖于问政最终能否落实到对相应政府部门和官员的“问责”层面上。

有观察者注意到，“网络问政的效果主要依某些地方官员、部门的开明思维而定，并没有形成普遍的网络问政绩效考核机制。”

就政府部门的反馈而言，不止睢宁一个地方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青岛市也在去年宣布，将网络问政工作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作为考核政府部门政务公开工作的组成部分。

但由此而来的潜在隐忧是：问责的启动，依旧来自政府内部，甚至是一把手的主导，一旦离开了“一把手”，又当如何呢？

专家：网络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低调。”这是河南洛阳李少宇在2010年岁末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的表态。

作为掌握着“LYIC(洛阳市网络发言人)”ID密码的该市政府信息中心副主任，自去年7月前市委书记连维良调离洛阳后，李少宇已被借调到市政府一个临时机构。

据报道，2010年7月13日，洛阳市市委书记变更。此后的半年里，LYIC共发了15个主题帖数量，大约只有前半年的1/6。

虽然洛阳市网管办方面强调，市委市政府一直都重视网络舆情，但当地官员的感受是，“暗访组”正取代网络追责；而曾称作中国网络问政典范的LYIC，在网民眼里则正逐渐失去往日的光环。

相映成趣的是，连维良调任郑州市委书记后，ZZIC高调亮相媒体。

LYIC只是一个样本，但绝非孤例。当网络问政勃兴至第三个年头，喧嚣之后，如何跳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尴尬，正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别具特色乃至显现“成效”的网络问政推进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都有赖于执政者的力推。

前述草根网站“703804网”的风光，被认为与温州市网宣办对“703”采取了“包容、宽容、引导、管理”的原则不无关系。

人民网题为《网络问政与政府善治》的文章则注意到，被认为网络问政发展迅速的江西，“与省委书记苏荣的亲力推动不无关系”。

如何让“网络问政”走得更远？出席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的北京大学 新闻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认为，除了要解决“谁来问政，向谁问，是否可以问出结果”这样的问题，还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

“民众需要的不是亲民的姿态，而是有关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际解决……网络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一切都靠网络舆论将中国的事情改变的话，整个社会不会是健康发展的社会”。